日前，四川省汶川县不幸发生强烈地震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，再次冲击了中国社会与经济运行。
由于汶川地震尚未完全平息，关于地震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出来，因此其对于经济的确切影响还难以掌握。但是，从地震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来看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将会使当前调控增加了难度。一方面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短期内可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，并带来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涨，形成新的PPI和CPI上涨动力。另一方面，四川也是我国粮食大省，若受灾严重，将对今年粮食供应造成较大影响，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压力。同时，暂时的交通受阻，也会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在受影响区域被短期抬高。
当然，从总体上看，以地域和人口计算，震央汶川涉及的经济体系较小，属于山区，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。而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3.9%，制造业生产只占全国的2.5%，在四川省之外，地震灾害的影响非常有限。由此来看，只要此后灾害持续时间和范围不再扩大，汶川地震对于制造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有限，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也不用过高估计。
在此背景下，预计地震也不会使宏观政策思路产生重大变化，而是还会延续了雪灾以来的一些政策新趋势。一方面，本次地震发生之后，从紧货币政策有可能会“打开更多口子”，使得央行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更多矛盾与困局。不容忽视的是，由于人们对灾害恐惧感的放大，以及信心的受损，汶川地震可能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升温，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预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。
另一方面，自年初以来，学界和政府中很多人都在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力度，以保障经济调控实现“软着陆”。汶川地震的发生再次使财政政策的迫切性体现出来，因为无论是灾民生活保障还是灾后重建，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。以此为机会，财政政策预计也将在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。
回顾历史，从1998年的抗洪、2003年的非典，到今年的雪灾和地震，重大灾害时刻困扰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。应该说，我国幅员辽阔，自然条件复杂，灾害种类多，发生频繁，每年因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都达千亿元。我们知道，为了弱化灾害对社会的冲击，灾害经济学在上世纪中期建立和发展起来，并且成为西方国家构建灾害应对机制的依据。在我国，政府以行政手段动员救灾方面有一定优势，但仍然缺乏系统的灾害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体系。只有在此方面有所突破，才能提升科技防灾救灾的能力和水平，真正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防治灾害的科学投资体系和管理运营机制，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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